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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召对争锋上（第1页）

公文往返在寒冬腊月之时较往常更慢一些，等辽东的争执捅到京师，已经将近年关了。

这一日早上，皇帝给内阁诸阁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个别经筵日讲官赐下了一些年货。东西谈不上贵重，无非是些冬笋、熏肉、干货之类，但这是一种分了亲疏衔职的“亲切关怀”，能够列入此类的人自然就会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股肱之臣”。

攫欝攫。作为亲信中的亲信，股肱中的股肱，高务实得了十二斤冬笋，十二斤熏肉，各类干货十二种、各十二斤。至于为什么全是十二，其实连高务实都不是很清楚，他也没问过。估摸着，应该是内廷的惯例，图个“月月红”之意。

早上这些干货刚送到府上，身在户部衙门的高务实只得了张单子，本应该立刻写谢表谢恩，但还没来得及落笔便立刻应召入宫了。

内阁就在宫中，离文华殿较近，而户部、兵部则在宫外，要远不少，因此等高务实和梁梦龙联袂赶到的时候，内阁诸位阁老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甚至连皇帝都在。

高务实和梁梦龙赶紧告罪致歉，朱翊钧摆了摆手：“你们离得远，有什么罪不罪的，朕总不能让你们飞过来。陈矩，给二位卿家赐座。”

一听朱翊钧这说话的语气，高务实就知道他今天心情还不错至少目前还不错，因此也没多礼，与梁梦龙双双落座。

朱翊钧顺手从御案上拿起一本奏疏，道：“这是辽阳副总兵曹簠的奏疏，说的是前不久建州虏酋努尔哈赤进占董鄂部一城之事，诸位卿家都看过没有？”

其实这道奏疏只有高务实没看过，因为这奏疏是辽东副总兵所上，谈的是军务，本身是兵部的正管。于是过程是兵部先看了，然后上呈内阁，内阁过目之后，写了票拟再呈送司礼监给皇帝审阅。

这里头单单没有高务实什么事。

不过事实上高务实是知晓这道奏疏内容的，曹簠不仅提前送了消息给他，还把前因后果明明白白陈述了一遍。而且在刚才入宫的路上，梁梦龙也猜到皇帝召对肯定是要说这事，因此也和高务实有过一段交流。

说实话，高务实也觉得有些头大。

现在的麻烦在于事情扎堆，京里这边正在“财权大战”。高务实虽然先给了一颗甜枣，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官员的俸禄折算基本清除，只留下了大家还算可以接受的粮食和布帛折算，但因为接下来他要全面收拢财权，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舆论上争得很凶。

舆论这玩意，有时候没什么鸟用，但有时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该搞还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真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大礼议、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

≈21434≈21437≈32≈39030≈28857≈23567≈35828≈32593≈32≈120≈105≈110≈100≈105≈110≈103≈100≈105≈97≈110≈120≈115≈119≈46≈99≈111≈109≈32≈21434≈21437≈12290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争议，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稳坐钓鱼台。

高务实显然是一个“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至于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许有一个，就是赎罪。因此，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只会、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神和契约。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因为人群客观存在，但那叫群体，而非社会。

社会与群体的区别，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被动的、是不可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哪怕是成为仇人，都得一锅吃、一炕睡，必须包容、没有自由。

而群体中，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观的、主动的、是可以选择的，和则聚、不和则分，充满了自由。

巘戅网≈120≈100g≈100≈120s≈戅。没有社会意识，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这个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换取国家对个人的保护。

这里多说一句，里的“社会”，英文是il，意思本来就是群居、人群，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社会”，结果遗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个人授权，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个人关注的是，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

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个比方，过去欧洲人的决斗，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的政府，即小政府。攫欝攫

但中国不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朝廷也好，政府也罢，就都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

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个对比，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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