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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 辅弼十七症结上（第1页）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坚持改革要一步步温水煮青蛙，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生产方式比较适合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而是他知道明朝的制度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有问题，是个畸形儿，对它进行改革不能一上来就用猛药，因为那样做更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病虽然看起来治好了，但那条小命在病被治好前就先没了。

朱元璋建国时，定下的国家动员体系如下：一是户部管理的民户，民户为国家提供税收，户部的税收主要用于供养皇族和文官系统；二是兵部与卫所系统管理的军户，军户不用向文官系统交税，但却需要为国家免费打仗并向卫所军官上交粮食作为军粮；三是工部管理的匠户，理论上匠户也是免税的，但却需要为国家免费干活，军事方面的职责就是替国家免费制造兵器和各种军事装备，免费建设城墙等军事设施。

朱元璋曾自豪地说：“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朱元璋就没想过靠税收来养活军队，明初的军事力量主要靠军户和匠户的徭役维持——养兵的费用和军粮主要靠军屯解决，然后靠工部的匠户免费生产军事装备和军事设施。

理想情况下，这样一来税收就不必用于军事开支。然而，以军户制度和匠户制度为核心的军事动员体系，到了明代中期便维持不下去了。

军户方面，从明中期开始，大量底层的卫所军户破产逃亡，就算没有逃亡的军户，也大多吃不饱饭，基本上不具备什么战斗力。

这里必须要重点说明一件事：朱元璋搞的卫所制，其实不是被文官给搞垮的，而是因为世袭武官的不断繁殖增长和“武转文”的军籍士大夫给搞坏的。

举个例子，在洪武年间，威海卫只有一个指挥使、一个同知、两个佥事，结果到明中后期，光是有资格世袭指挥的家族就高达十八个！另外，一个可以世袭军官职位的家族中还有不少秀才、举人，甚至可能有进士老爷存在！

请问你一个威海卫有多少土地够这么多“人上人”瓜分的？一帮世袭武官和军籍士大夫都不够分了，哪儿还有多余的土地分给军户？毕竟，洪武年间的威海卫多大，到明末不还是那么大么？

明朝的卫所制和汉朝、唐朝的均田制，就是前面提到的以分封土地为前提的倒贴式兵役制度，它们都是汉、唐、明三朝早期社会动员力的主要根基。

显而易见的客观现实则是，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兼并，土地兵役制逐步瓦解，汉、唐、明三朝后期都被迫选择了募兵制。而既然要募兵，就不能再指望徭役，于是明朝的养兵成本，开始从徭役向税收转变。

这是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皇朝在长期和平环境下，发生人口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必然规律，明朝的卫所制、汉朝的征兵制、唐朝的府兵制都是这么没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匠户方面，明初时期工商业经过多年战乱和蒙古人的摧残，元气没有恢复，所以匠户上番服役加上官营手工业的方法是合适的。但到了明朝中期，事实上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匠户了。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匠户就已经不再轮班上番，而是改成征银，朝廷则以银雇工。

同样的道理，军事装备的生产和军事设施的建设，也就从徭役向“税收+雇工”的模式转变，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在江南这种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方，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大量的匠户转变成了工商业者，而朝廷的官营手工业则因为缺乏良匠而渐渐衰弱。

综上所述就会发现，大明的军事力量原本主要靠两种人维持，一是必服兵役、多服徭役但理论上免税的军户、匠户，二是不服兵役、少服徭役、多交税的民户。应该说，明初的“纳税”原则还是比较公平的——基本属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要么要么当兵、多干活，要么不当兵但是多交税。

这种原则同样适用于明初的官员和士绅——与很多现代人道听途说的“明朝历史”不同，明朝理论上没有官绅“免税”的政策，官绅主要是免徭役，而不是免田赋等税收。而且，田赋是根据官绅拥有的土地数量来收的，符合“不服徭役就多交税”的原则。

但是问题在于，后来徭役变成了交钱（给官府）雇人代服役，成了事实上的“人丁税”，所以官绅免徭役就给人以“免税”的错觉。这也是为何后来雍正搞“官绅一体纳粮”，是通过推广“摊丁入亩”的模式来进行。

由于一部分官员滥用特权，庇护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不服徭役，所以明朝制定了优免的规则，大意就是你处在哪个品级，能免多少，都给你定下来，不能超过。当然，本书前文多次说过，制度这玩意儿执行越久就会越松弛，到最后制度虽然还在，但只在纸面上存在，执行层面约等于无。

再说田赋方面，明初能免税的仅限于一小撮京官，目的是为了对冲京官微薄的俸禄。它也有限额，免不了多少税，其性质是用有限的免税额度来抵扣少发的工资。

后来优免的限额逐渐扩大，到了正德年间，一品官的优免额度是四百亩，万历年间就厉害了，免税额度达到了一万亩——但始终还是有限额的，大部分官绅理论上多少都要交点税。

当然，像高拱那种“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的，可能达不到交税的额度，但这种人属实是少数。毕竟就连高务实，他名下的田产都远不止万亩——虽然他买的田地都是用来搞新作物试验的，但超了就是超了，超过的部分也是要交税的……不过他交税是出于以身垂范的目的，按照当前的环境，他本来也可以有很多方法不交税。

后世有人考据推算（注：《明朝有功名人士免税估算及明朝税收讨论》），明朝士绅合法免税的耕地，不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这点田地免税其实不会对明朝财政构成多大冲击。从明朝的农业税来看，宣德时期时明朝农业税大概是2700万石，万历六年时的农业税大致是2670万石，跟明初差不多。

但还是那个问题，条文是一套，实际运行又是一套。明代中后期地主士绅的免税特权被滥用了，限额成了摆设。再加上“拖欠”税收和诡寄、飞洒、花分、欺隐等各种钻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绅事实上不怎么交税了。不仅有官职和科举功名的人能免税，哪怕是没有任何官职和科举功名的地方实力派一样可以免税。

但不管怎么说吧，依照法律，大多数明朝缙绅的免税不是合法的，其性质是利用权势“逃税漏税”。高务实现在要做的，也不能说是彻底大改明朝田赋制度，而是堵住“逃税漏税”的口子，并且这件事也没想着一蹴而就，而是先从军屯田地开始做起。

至于为何官绅能偷税漏税？因为“皇权不下县”，收税都由地方乡绅办理。既然让士绅和地方实力派替朝廷“免费收税”，那被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上下其手捞好处也就不可避免了。

鞑清时期给皇帝买鸡蛋的太监，在有工资的情况下都能把鸡蛋从三文钱加价到三十两，不拿工资替明朝“免费”收税的士绅和地方实力派干点逃税漏税的事岂不理所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玩过网游的都知道，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官绅一直在偷税漏税，那为何明朝以前能收到税？为何以前士绅和地方实力派的逃税漏税没有后来那么严重？因为明朝后期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大明朝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

明朝和汉唐等大一统封建皇朝一样，在开国前期存在大量以自耕农为主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承担了明朝的主要税收。但到了明末，随着以自耕农为主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负责实际收税的官绅已经找不到足够的“中产阶级”替朝廷承担税收了。不仅农民大量破产无钱交农业税，而且没有官绅背景的普通工商业者与城市平民也大量破产。

农民是因为土地兼并而破产，工商业者与城市平民则是被明朝坑人的“买办”制度搞破产的。在明代，“买办”专指给宫廷和官府供应用品的商人，属于强迫性的“商役”，是徭役的一种。

相较于实物贡赋而言，“买办”本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式，但由于明朝官方在“采购”物资时可能少付钱甚至不付钱，这就给明末的商人阶层和城市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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