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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朝局变化上（第2页）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